岑少宇:中国是“先破坏,后治理”吗?


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昆明隆重开幕,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观察者网就缔约方大会,以及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等问题,采访了保护生物学观察员岑少宇。

观察者网:这一会议名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能否先介绍下,什么是《生物多样性公约》?

岑少宇:《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1992年6月5日,由签约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

1992年6月5日,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图片来源:联合国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是全球履行该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一切有关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大决定都要经过缔约国大会的通过。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缔约方有义务执行其条款。

观察者网:缔约方大会上,一般都要做些什么事情?

岑少宇:既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公约,后续肯定有很多具体的事务要协商、处理。而且,《生物多样性公约》涵盖了很多方面,不只是各种生态系统、各种生物的监测、保护、研究,还包括了如何可持续利用等等。

缔约方大会上就要讨论如此繁多的问题,最终确定共识,形成一系列的决定,并出具一份报告。

当然,每届大会都有一些重点讨论的议题。比如,1994年第1次缔约方一般性会议,商讨了财务机制指南、中期工作计划,可见还是非常务实的。

头几年会议比较密集,1995年、1996年都是连续召开。像遗传资源的获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安全,还有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都得到了优先的讨论。从1998年开始,就是两年一次了。

2002年的第六次会议上,制定了2002-2010年战略计划。2010年的第十次会议上,又商议了新一轮十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计划,通过了《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里程碑意义。

今年是因为疫情而延期到2021年,本来预定是2020年,肯定也会继续考虑下一个2021-2030年的整体战略。本届会议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应该会为下一个十年的全球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每届会议同时会回顾下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情况。到2020年,十年战略计划又完成一轮,而且2011-2020年是联合国第65届大会第161号决议确立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现在应该有很多成就可以总结。

此外,还有过两次特别会议。第一次特别会议是1999-2000年召开的,通过了另一份重要的议定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二次特别会议就是在去年底,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后,需要制定2021年的临时预算。

观察者网:缔约方大会上,共识的达成应该也会有很多困难吧?

岑少宇:大会的一大特色是寻求共识,把表决获得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详见大会议事规则第40条)。

公约虽然有法律约束力,但毕竟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惩戒机制,因此形成共识,把相关要求变为各方自愿完成的事务是最为有效可靠的办法。

当然,交锋不可避免。与任何大会一样,首先是大量的前期工作,比如《卡塔赫纳议定书》通过前,特设工作组召开了六次会议,形成了草案。

但在当年的缔约方大会特别会议上,依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争辩。我们可以看到代表们在发言中使用了“不可接受的”“没有意义”“必须”等比较“硬”的词汇。

再比如名古屋的第十届会议,会期是2010年10月18日到29日。就在开幕前一周不到,13日到16日召开了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遗传资源利用方面肯定优势很大,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减少对企业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一时之间肯定无法在产业上追赶,只能希望扩大利润的分配。

另外,残酷的殖民历史产生了物种的“大交换”,还有些原住民对物种的利用,这些相关资源的利润分配如何认定,也有巨大的分歧。但最终我们还是迎来了议定书。

衷心希望我们这样的共识模式能够持续下去。

观察者网:有趣的是,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还签署了气候变化公约。气候变化公约在一些国家受到了强大的阻力,相比之下,生物多样性公约似乎更容易得到接纳。你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岑少宇:确实,在气候变化的谈判里,人们似乎能看到更多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嘴仗的报道。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激烈的舆论氛围。

也许是因为气候变化牵涉的利益太多,毕竟碳排放几乎牵涉每个行业,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虽然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但直接涉及的行业规模可能要小一些。

而且,碳排放涉及到煤炭、石油、钢铁等一些具体的、又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它们容易成为舆论“围攻”的靶子,同时自身有强大的“反击”能力。因此,各国间、各国内部的争论也会更激烈。

从科研角度来说,气候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研究难度都很大,但气候毕竟还会有波动,留下了科学争论的空间。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视为单边下降,证据确凿,这或许也是更容易形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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